Messiah

诗人本《失音鸟》特典收入稿。稿子已解禁，全文公开。我本质上已经很多年没碰过普了不要问我写的什么狗。

特典里1/2的“根本就没有诗人本尊出现”的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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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人棺

[普鲁士]戈特弗里德·本恩

 

海明亮着，天柔软着，

农田干干净净，泛着微弱的光

可哪里有胜利和获胜的证明

在你所代表的帝国疆域？

 

在一切因获幸福感而得以证明

的地方，目光互换，戒指互换

在葡萄酒的香味、在兴奋感的作用下——：

你却为不幸而操劳着，为精神事物。

 

——《从未更加孤独》，1936

 

“人们已经开始恨你了。”路德维希说。

他双眼平视着前方，并不多歪斜一下。卡车驶过关卡时，卫兵冲着窗口行过了礼。他们收拢单手的动作都整齐划一，秩序不见半点扰乱。他保持着那副平静面容直至车身停稳，他肃坐不动，而基尔伯特压了压自己的帽檐，吹着口哨跳下了车去。

“‘我们’，小子！我们一块儿上的战场，”年长的一个冲着另一个吼道，随后冒出一句嘟哝，“我觉得这也不是啥新鲜事。”路德维希冲着他挥了挥手，卡车便往基地西面继续驶去了。基尔伯特在车尘后方踢了脚平地，铲起另一捧扬尘，又嫌恶地咳嗽了一声。

他没再继续摧残自己的脚趾，转而走入指挥所里去，逮着位中校问起了战事概况。情况不比他想象得更好或更糟，进攻恰恰在规划内有条不紊地进行，早上刚结束了一轮炮击，干仗下来的坦克兵们约莫有不少都躲在哪儿偷喝酒。基尔伯特哼出声低沉的鼻音，摆了副傲慢嘴脸对此表示认可，随后就大踏步转离到走廊里，略掉几个窝在窗边抽烟的军官，独自一人大笑了一阵。

他发笑时忽然咳嗽起来，片刻后嘴里尝到一点儿腥。并不严重，就好像牙龈间挤破了一丝肿胀痕迹。他用舌尖抵住上颚，保持这态势思索了一会儿。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当然。若非个体主观所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任何一点儿变故都预示着某些东西。大多不痛不痒，就像寻常人打个喷嚏，本质上算不得灾厄。路德维希先前的言语灌入他的脑子，在里头比出锋利边勾。

基尔伯特摇了摇头，试图将它们赶出去，半晌无果后才咂了咂嘴，踢开大步走远了。

严格来说，遭人记恨对于基尔伯特·贝什米特来说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他是那么一类混蛋，手里抄着刀和枪，口袋里揣着十字架，晚上回去自个儿的地盘上待着，还能摸出点零碎时间来在日记本上念念叨叨。他自顾自念叨的时候毫无章法，写出的东西和他本人差不多混蛋，傲慢自大、粗鲁无礼——几个有幸得以一窥的好邻居都这么评价。基尔伯特对此不以为然，坚称那评价过于偏颇、或只是因为他恰好没遇到值得尊敬的对象。

他多少习惯了这些偏见，他本身也不很爱用公正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别人。他上战场的次数不少，无论输赢与否，一旦将对手打疼的次数多了，就很难不遭到埋怨。那些个国民，疆域外的、疆域内的，热爱或抗拒德意志兰的，归他关心的或并非如此的，总归是有那么一些不太喜欢他。为着他有阵子那么出挑，为着他有阵子那么消沉，为着他获胜，为着他落败；为着他有那么长一阵子当了头儿，又仿佛丢掉了那个实质性的地位。遭人记恨不是件稀罕事，战争年间又尤其容易窜起火气，对他产生那么丁点儿影响也不足为奇。

真要谈论“偏见”的话，又该从哪儿开始呢？争吵与指责，冲突与质疑，不是上升为战争的那一部分——不。战争从来都只因更切实的缘由发生，无关理想、情操与高尚辩论，也无关荣誉。那些激昂的共感不过是战争秩序流淌过程中产生的一类附加值，摈除这些过后，也只剩下切身利益能将人绑缚在一块儿。那么要谈论偏见，偏见应当从战争本身开始。

 

“战争是最容易被误读的一种东西。”

基尔伯特说这话时，还是在这一轮碾进刚开始的那一阵里。时间不够早了，灯光还没打亮、有些人视物得眯起眼睛，瞥得见零星一些士兵轮廓，拽着姑娘的头发拖进巷子里。他们的靴跟剁在拐角处时，听得见被闷在掌心里头的哭喊声和枪声。那类事情并不至于常被发现在眼皮底下，但也不至于叫人忽略那点儿可能性。路德维希跟在他后头，摘去了顶帽，揩去了脑门上一层薄汗，简单应着声却不作具体言语。基尔伯特也不扫兴致，走过打碎的玻璃时冲着里头翻倒的桌椅瞧了眼。

“就和狩猎一样。争胜，或者掠夺。”他说，“恐吓，以及死——没有别的。”他在足尖上踢着步子，望着路口先行走过的一队列兵。“决胜都是狗屁。”他咧开嘴，“宁肯战死的人只有一种，那就是已经知道自己非得死的。他们还能选择的只有那么一件事，死得窝囊或者死成英雄。名字刻在军功章上总比刻在耻辱柱上要强。”

“您曾经是笃信血性的。”路德维希出言道。他们逐渐走到河畔，沿着长岸漫步了一阵。这一夜没有画家与白鸽在此驻步，连军人的巡查都显得稀稀拉拉。基尔伯特眯起眼睛，瞧望着斜阳在波纹间打碎一片血光。

“我信的。现在还信。”他说，“那东西会叫你在落败时不至于显得太难看，也叫你还有抗争回去的决心和底气。”

但是归根结底，那不能概括战争的全部，也不会是决胜的根基。他那么想着，步子骤然一顿，旋即斜拐上空无一人的桥梁。“我来过巴黎，”他说，“很多次。”他站在那儿俯瞰，没有来往的游人，没有行船，没有看守者，没有和平年间一个寻常假日所应有的一切。

路德维希在一旁看着他，基尔伯特能觉察到那道目光，谨慎而敬重，好奇而迷惑——它终究会变成更强盛、更无礼、更无所畏惧的那般模样。他想着便吭声发笑，想着便觉得自己的确是年纪大了些，即使他能被映出的面貌还年轻得令人恶心，令千千万万先他而去的死者不平——即使那也毫无意义。“我来过很多次。”他漫不经心道，“有时候作为讨人厌的对手，有时候作为讨人厌的朋友。有时候过来接受羞辱，有时候来打断法国佬的鼻梁。我看见塞纳河岸边走过那些个我叫不出名儿来的艺术家，弗朗西斯一个劲儿地跟人讲哪些沙龙里泡着哪一些，有些我听进去了，有些没有；我也看见过塞纳河上漂着尸体，我们的人，巴黎的人，死于敌人枪下的，死于自己人枪下的，河道里一整天一整周都浮着血沫。”

他向河面比划着，他看着所有散碎的血，所有血光里都映衬着别的东西。炸断的手指，泥土里咳碎的肺叶，斑驳砖墙上溅上的脑浆，被刺在刀尖的一颗死去的心。战士和医者所见的一样，医者和旅者所见的一样，旅者将见闻带到各处去，于是所有人都获知了一个口口相传的掠影。

“总有些人和我看见了一样的东西。”他说，“更多人看不见。”他抬起头来，倨傲地扬起下颌。“他们去哪里获知呢？报纸，图画，诗歌，那些乱七八糟的漂亮词儿，拼出来是为了赞美或诅咒什么——”

在报纸的边角，电台嗞嗞作响的失真诵读里，酒馆里磕碎的钢琴键旁，一个带着烟味儿的亲吻末端。永远是由战场以外的人在定义战争本身，因那些人更多、因那些人实际上得以存活。“——那不是战争的全貌。”他缓缓说，下了那么个定义。

从来不是。那些用以推动他们前行的、磅礴的精神，他曾笃信那是他们迈进的要诀，却早在不知何时生出了怀疑。当他生出怀疑的那一刻他或许便开始老去了，在经历一场恶战后精气神颓了几许，眼角生出细纹，睡梦间心跳都衰弱下去。那些变故是悄无声息的，当他察觉时早已晚了。然而他不同任何人讲，无关他的首领与上级，无关他靠军衔蒙骗的下属们，无关所有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甚至也无关于逐渐不消由他把控的德意志了。

路德维希皱眉瞧过来，金发的年轻人还活在年轻的信仰里，那当中囊括了荣誉、秩序、强盛与忠诚，以及——或多或少的——基尔伯特·贝什米特的影子。他轻咳了一声，言语间还带着些谨慎，只提出了一点质疑：

“但诗是好的。”

基尔伯特愣了片刻，旋即大笑着打了一巴掌在他背上。“当然，”他懒洋洋道，“当然。诗是好的，我在不扛枪的时候也这么觉得。可别忘了，我不扛枪的时候也还是挺多的，小子。”

 

那便是有关于偏见的第二个话题了。

有关于他，有关于所有军人、所有战士，有关于此类人之于战争间的联系。一个人一生中或许经历了无数次战役，但那也不至于将他所有的宁静都剥夺了去。战役之间也有歇息的时日，战争结束后空白的时段总比战争本身要长。即使是年纪轻轻便在战场上死去的最后一个士兵，也总是有被母亲托抱在怀、充溢着萤火与金盏花的童年的。即使他时敌时友的邻人们或再怎么善意或刻薄地讥讽他不懂得蛮干之外的一切，那也不会成为事实。

偏见总是源于窥见。偶得一窥间望不清全貌，便盲目地激烈指责或全然信从了自己所看见的那一隅。这是一类普适性的、令人遗憾的基本规则。就好像常人在谈及贝什米特时，便会不自觉地定性成所有他戎装待发的模样，仿佛他从未脱下过他的军靴。

他不擅长舞会场合，对厅堂演奏兴致缺缺，但他也听过乐曲。他不愿就一幅画儿夸夸其谈，也不愿亲自在画布上泼洒，但也辨得出一些手笔。很难说他到底习得多少东西，多少是因为生疏而遗忘了、而剩下的则是不愿去做的。他谈及偏见时，弗朗西斯恰恰从一九四零年的夏日中向他望来，头发削短了些、绑不起发尾，面上也浮着苍灰。“你在责怪吗？”弗朗西斯问他，“或者在劝说——告诉我你除去‘叫人讨厌的自大狂和战争狂’之外还有别的身份？”法国人调侃他时露出微笑，很难界定那是句锋芒毕现的指责还是句不痛不痒的调侃，就好像他辨不清那人手上掌握的究竟是荆棘还是鲜花。基尔伯特在这光景里侧过头去，望着了窗外，叫自己短暂浸入沦亡之城屈辱的沉默中去。沉默，夜间悄声的呢喃与倾诉，沉默，哭号，沉默，像是不愿再多增添些足以致死的新伤。沉默当中循着某些缓慢拍奏，逐渐汇聚成面前那人日渐衰弱的心跳。

“不。”基尔伯特说，“我们早就习惯了，早就都这么对待彼此挺多年了。你，我，东边的，南边的，海上漂着的——所有人。”弗朗西斯摇头并撇下另一抹笑时，他听见窗外一声枪响。这不是个适合多愁善感的时刻，因而他们都允许沉默多顿驻了一秒，也都没为此多眨动一下眼皮。“像你，我要想嘲笑你的话，就该说法兰西就该待在娘娘腔的艺术沙龙里，把自己泡在香水和酒精里，因为他上了战场就是个孬种，压根就不会端枪。”

“那不是你们一贯的说法吗？”

“是啊，”他同意道，“偏偏我们都知道那不可能完全是实话。”

他们活得足够长久，足以见到很多，足以形成更贴切的理解，足以见到插入枪口的鲜花。往往在鲜花还盛放在原处的时候，就又有人扣动扳机了，于是硝烟中落下血红的残瓣，零散落在山野间成为无名冢，再生出新的枝叶。他们都见过，也就足够沉淀下更加长远的钦慕与憎恨，不同于常人那般激烈、容易迸发出致命的火花。他食指碰到对方腕脉，他想着那具身躯中奔涌的、淌流的鲜血，铺洒在林野间、街垒上，墙角落下一抹陈年旧渍——但终究是不会死的，基尔伯特想。平凡人活得更短暂，更容易凭借一眼窥见就形成根深蒂固的好恶——公平来说，即使那些人用超过自己半生的时间去凝视某样事物，对于他们这类存在而言也像是浅淡一瞥——当然也更容易死去。

他们不会死的，在战争真正结束之前不会。也许在某一刻，形躯真正溃散了、且每一个人都忘记了其名姓，他们或许会的。基尔伯特闭上了双眼，听着那沉默，那震颤，那沉默，微弱似濒死，还不至那地步。有人保持缄默，有人哀鸣。他睁眼时弗朗西斯不再露出那令人心烦的微笑了，而是若有所思地瞧望来，钴蓝眼睛里蒙着复杂晦暗。

而他早已听不见柏林的声响了。

 

柏林代表着很多。代表着皮靴锃亮踢踏的行伍，街巷里屏息静气的交谈，一些不适时的枪响和一些骤然空出的房屋。他们把柏林抛在身后了，让它成为一个浓缩在家书信封上接受审查的标记。又一个比喻说法，因为很不巧他们一并迈上战场，也就剩不下什么人能签收那些无用的字句了。

基尔伯特咳嗽了一声，从牙缝里挤出一口血沫，随后自个儿咽了回去。他时常这样了，无病无灾，不多负伤，也不感虚弱。不过是打从他这躯壳内部起了一点溃烂痕迹，有时在肺腑间，在口腔里，呼吸中撕扯出一点儿微不足道的疼痛，很难说将它忽略还是叫它痊愈哪一个更容易发生；有时在手足皮肤上，像一个疮疤，在血肉间无声无息坍塌着、陷下一个空洞。

他不把这些变化告诉路德维希。那年轻人可能知晓，可能并不。他们各自需要操劳的地方都不少，各自也都省不下心。战败者，俘获者，中立者，结盟的非友人们。没有时间留给私人书信，他们辗转在正常收接或被截获的电报之间，好似能说服自己的确不再存在什么白鸽与鲜花。鸽群还活在城镇间，栖息在屋檐下，翅尾剪过握不拢的僵硬手指与掉落的弹壳。他们一并踏上战场，而后分往不同的方向去了，往后仍然不在信笺间做无用呻吟，他宁可记在自己的本子里。

在哪儿见到的都是一样，互通往来也见不到更新鲜的情景。胆怯的人，生出仇恨的人，屈从的人，试图反抗的人。活在偏见里头的人。摄影师，画者，歌唱家，记录战争的原貌、或已经不是原貌，又有所保留地将他们所获知的部分给展现出来。在基尔伯特改往东去的路上，在早已沦为败亡的征境里，有流浪的游吟者在军官的瞪视下闭死言语。然后基尔伯特在酒馆吧台前扔了钱币，饶有兴趣地请他开口说上些话。

基尔伯特的这类兴致也不算罕见了。他总得听人说些什么，在军队以外，随便截住个风尘仆仆的可怜人，也不管那人正在、或者随后要经历的究竟是一段秉公而行的平静旅途还是一次逃亡。这回逮住的这个仪容不整的家伙也不是当地人，看起来不像在逃难，名字丢进一座城里去随随便便就能有几百个相应的。基尔伯特听他讲了一段关于关卡查严的抱怨，又警惕地绕过了自己营生，随后基尔伯特和他讲自己这举动背后重复了多少次、不知是否真正存在的规制又是什么。“即使知道那背后藏着追击的枪子儿，您也不会救他吗？”那人质问他。这问题几乎让基尔伯特笑出声了，他在酒杯后头呛咳了一阵，随后将剩下的液体都倒进了有些枯干的喉咙。

“我不会在战场以外的地方拔枪射杀一个可怜人，我也不会动手救他。”基尔伯特说，他用手背重重擦干了自己的嘴唇，力道之大蹭得皴裂处都一阵火辣辣发疼，“那毫无意义。”

那陌生人接着问：“您认为这算是仁慈吗？”基尔伯特便真的笑出声了。“仁慈？当然不。”他竖起了手指，一个接一个地比划，“一来这可是打仗，所以那是我们最后才能讨论的东西；二来我也清楚打仗的同时都有哪些勾当在进行。”欺凌，偏见导致的欺凌；残虐、屠杀。“你是个记者，”他这么问，“还是个诗人？”

“那重要吗？”

那陌生人有些警惕。在这样的安全局势下，在潜藏的绝对秩序背后，有这般谨慎也不足为奇。基尔伯特边毫无边际地想着边继续给自己倾倒酒精，空了再给续满。酒精为他引燃了一点儿向外奔涌的思绪，叫他得以咧嘴笑开，但说话时仍然维持着口齿清晰。

“不很重要。”他说，“你想听故事吗？”

什么故事呢？那人疑惑了。总是会有人疑惑，一些胆怯者，一些警惕者，提心吊胆地活着、也习惯了这般态度，而后便对微末的胆量与信任都感到费解了。是谁将所有人的处境都推至这一步的呢？基尔伯特在那答案字迹永远鲜血淋漓的问题上斟酌了片刻，片刻过后甩了甩头，把它丢开了。

“讲啊。我当然能讲。”他说，“你又是想问啥呢，小先生？问我会不会因为同胞们——国民们——那些人的作为感到罪恶或羞耻？我不完全是、但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个。”

当然了，他想。当然了。他们看着人们降生，也看着人们死。他们记不住绝大多数名姓，就好像他们在毫无怜悯地漠然相待——而这又有什么值得辩解之处呢？

“我们可以因为血统与口头上的原罪论而折磨一户安分守己的人家。”他说，“把父亲送去杀死，母亲跟在后头。敲掉他们的牙齿，拔下他们的指甲，枪毙掉千千万万这样的倒霉鬼，把他们丢进土坑里，再活埋掉剩下的一些。”他做着手势，敲掉什么、拔掉什么，好像他手头就沾着那些活死人的血。他一定是露出了某种过于残酷无情的模样，才会叫那与他相谈的另一人几乎是畏惧地缩了缩身子。“把一个男孩拉出来，”他接着说，“叫他去看管那批仍在工作的行尸走肉，叫他看着自己的同胞们怎么一天天虚弱下去，每一天都比前一天多死透一分——”

叫人们学会看管自己，受难者看管受难者，换取一点儿渺茫的希望。老人，婴孩，青灰的尸身都是被埋入土里。他们活得都不够漫长，拿短暂性命本身换取临终时的一窥，窥见的都是世间最坏的一面，也是他们面对的敌国最坏的一面。这显然是偏见的一类，基尔伯特想。但他也知晓那本就不应当被责怪。战争年间、乃至战争结束后的很长时间，人们都将根据那时的短暂一瞥界定他们。他又想起路德维希的话，他想起他们谈及憎恨。

憎恨是容易的，也是难得被消除的。憎恨是比荣誉感、比血性更值得信赖的物事，流淌在血液中，荡起激烈鼓点，随时都会喷薄而出一般，敦促着人们重新抄起刀剑与枪弹——即使在绝境里也是如此。“然后总有人会打破笼子。”基尔伯特说，“现在还没发生，我也不想说丧气话——但总有人会的。”

他再次抛下钱币，冲着那陌生人笑了一笑，把膝盖上的帽子扣回了脑袋顶，在走出酒馆后的半小时内忘记了那个名字。

 

驯化人群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意味着将人用精神本身调驯。只消找一个适当的切入点，一旦找准确了，就能叫每一个人如齿轮那般嵌入合适的位置里去。而在那些怀疑者的眼中，他只消跟在后头，像是在为着一个虚无的名头而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可以用一个听似崇高又具备切实利益的理想引诱人们前去追逐，继而以此拥有一支执行力可怖、且精神狂热的军队，又或者在轻蔑地打量过战败的被俘者后，带着些怜悯地接受对方的卑躬屈膝。基于绝望，基于梦境，基于信仰，基于所有他们自己都不见得再拥有的东西。

但信仰本身是不值得信赖的。一个平凡人的信仰可能被任何东西摧垮，本身遭了什么伤损，失去什么物件或什么人，那些足以叫他在某一时刻意识到信仰本身无从推助践行他的理想、乃至于无力挽救他自身的变故一旦发生，信仰便会在下一刻被摈弃、或自己就崩塌了——可在所有动荡的年岁间，那些假设全都是可能发生的。那可能将一个狂信者的决心摧垮，也可能叫一个懦夫生出些抗争的勇气。

“人们是挺恨你的。”布拉金斯基说。高个儿男人垂下宽厚手掌，微笑之温和与他在巴黎见过的相似，但那当中还多了些另一人所缺乏的露骨的威胁。那又如何呢？基尔伯特想。那又如何呢？他将喝空的酒壶丢掉，将靴跟从雪地中艰难地拔了起来。他窝在自己的地盘里，一个人待着，听着士兵们在外头骂骂咧咧地抱怨天气，抱怨着被冰冻住了的军械和自己的骨头。他自己待着时，并不像那些寻常人一般玩了命地咳嗽、好像恨不得从喉咙里弄出点儿心脏的碎块——不，他保持安静。

他安静下来，不再像他以往乐意做的那样自言自语，唯有肺腑里头拉拽着并不平稳的呼吸。那呼吸当中不具备多少活人的生气，更像是难听的气息撕扯，像被冰寒所困，像被篝火炙烤，像他的确为某些变故所困扰，像他自己也生出了些怀疑。被质疑或被批驳，将死或濒死。他不至于太快落败，便也不至于在冰天雪地间就失去行迹。他听见自己身躯当中缓慢溃烂的声音，像有怀疑的言辞以称颂作表，以一个灵感所致的确切念头的模样被记录下来，笔锋如利剑般完整地剥开他的皮肤、露出他的血肉骨头，带着一类残酷的诗意。那又有多少值得深思的内涵藏于其间呢?

那类问题是争无定论、继而叫人不再敢去提了的，它的答案也是不被知晓的——有关于他们所见的、他们依靠拥有局限性的偏见去看待、他们自认为应当是普适性的，是人民奴役国家，或是国家奴役人民。

有多少人的信仰正在死去呢？基尔伯特想着，即使信仰原本就不是战争真正需要的东西。有多少局外者在冷眼旁观、加以抨击，又有多少时局中人在憎恨自己？有人会折断别人的骨头，有人会折断自己的。有人会打破笼子，而后便再无人哀悼那被拆解的物件了。物件，制度，土地，界域，法律，一个国家的形躯——都是一样。

他抽香烟，将烟呛进自己腐烂的胸肺里，叫那儿烂得更厉害一些。然后他将火星掐灭，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他手脚容易无端发抖，又在他端起枪来时恢复如常。他看着自己映在镜子里的脸面，灰白的，死的，蒙着青霜。基尔，他脑子里有人在叫。老者，年长者，男人与女人。那些声音他都听过，他都辨认得出，分自叫着他的名字。贝什米特。那个贝什米特。基尔。基尔。基尔。

基尔，那些人说，普鲁士早该死去了。

 

那就是值得谈论的最后一件物事了。

多少人在谈论这个，谈论有关于此的一切，活物，死物，人，不完全的人。诗人们谈论这个，一些负责歌颂，另一些负责藏匿起来，在暗处用遭了封锁的嘶哑声音进行低微诅咒。及至诗人们也发不出声时，关于偏见与受此影响而成的假象就将涣散了。没有虚无中破开皮肤的笔锋，没有那类残酷诗意——但诗是不会死的。

诗人们谈论很多，谈论赞赏与悲悯的，谈论抵触与厌恶的，谈论一道意志若须被摈弃的话，根源是出于它被人们离弃，还是它本身就已离弃了更多人。一道意志若是无敬无畏，只信仰自己，那便早晚会成为死者当中的一个。基尔伯特嗤笑这逻辑本身就是谬误，还在自己的纸本中狠狠记了几笔。

他想，其实他敬畏很多东西。

那可能关乎荣誉与秩序，或并不相关。那可能只关乎生与死。死亡。上帝。逝去的引路者，那些在某一区段可称亲人的平凡人。理性，质询，抨击，肃清一切的精神。纯粹的精神。所有崇高的魂灵，卑微却有所爱且有所希求的魂灵；所有埋没于尘埃的躯体，那些个被遗留下的枯骨与丰碑。他从来不是目空一切，他看得见这些。

他不算完全由此而活。某些时候可能是的。

但所有意志都将回到死者的行伍中去。平凡人的，并非平凡人的，心存废墟的，心怀敬畏的。何况又该如何去界定离弃发生的顺序与指向性呢？何以判定谁才是背叛者、谁应当为所有的创痛付出代价呢？那不是诗篇会轻易谈及的。在摒除掉那些基于世间万物的幻想后，诗篇只会谈及人本身，活着的模样，死去的模样，死去之后能否留下一抹游魂，除此之外便再无它物了。

 

基尔伯特有许久不曾做梦了。

他们会进食，会陷入睡眠，会依照常人的模板生活。他们具备那些人——那无数人集聚的磅礴意志——为他们框定出来的行事癖好，他们活在活人铸造的框架里。盔甲，宫殿，枷锁，牢笼。棺木。他不曾做梦的时间太过长久，以至于他几乎以为自己不会做梦了。然后他沉入诗人的梦境，那些亲历战场、又从战场上逃离的可怜人，那些被砍下头颅、或在刀尖逼迫下不再出声的可怜人，那些用疯狂琐碎的臆想编造的梦境。他在梦境里沉入泥土，泥土上铺着茵草，茵草间垂落着光与花枝。垂死的翅翼从他身躯上掠过，溃烂的骨头拼作一道路轨，列车隆隆碾过，硝烟在呜呜鸣响中排入天空。

他下沉、下沉，沉入棺木当中，指甲划刻过潮湿的顶板，霉斑从木料缝隙间渗入他的皮肉。他看着自己的指尖泛起青灰，然后是手背，然后是臂膀——像是死了，带着僵硬的冰冷的色彩，带着溃烂的痕迹。他上空浮着光怪陆离的古怪世界，诗人的梦境，那不是战争原本的模样，那只是由偏侧窥视的某一片域，那世界的规制将他划定为一个旁观的亡魂，安静地经受所有的质疑，自己又发不出半点儿声响。无趣，无谓，无用。他的眼睑上爬上青霜，他的眼球里钻入虫蚁。他的胸膛被利刃剖解，笔锋从中刺穿，墨水浸入空空如也的地方。

他们说普鲁士该是死了。他想还没有，还不是时候。不是此刻，不在现下。也许在他被划定终末、在被所有人忘记名姓的那一日——

也或许早就发生了。

他在梦境坍塌时重新浮起来了。枯干草叶揉入发间，枪杆撑入泥土。他跪在荒芜的地壤上，望着天际血红的斜阳。那血光渗入他的眼睛，叫他看这梦境中的一切都成了同一般颜色，那血光附在冰雪间，在枞树的枝尖外，在林立的墓碑上。墓碑上写着所有他记不得的名姓，墓碑间矗立着巨大石雕，天神怜悯般垂落单手，偏又撑托不起所有的魂灵。

他站起来，他向着那看不清面目的塑像走去。

他走过剑刃拼接的砖阶，他踩碎了骷髅的脑袋，他从血沼中拔出脚来，又有鸽羽落在他肩头。他顶头上落下巨大黑翼，雄鹰利爪顺沿他的肩胛骨刺入，巨大回钩嵌入他空荡荡的胸腔。在他来得及走到那天神跟前去之前，这梦境就死去了。于是他浸入黑暗，在黑暗中浮游，流血、溃烂、死去。

那就是战争原本的样貌，他想。

在他的眼目里，在他的窥视里，在所有旌旗飘扬过后又被焚烧殆尽的灰烬里。他阖上眼目，那刺破他身躯的翅翼包拢过来，成为命运本身。她垂落单手，如垂怜耄耋老者；她裙裾上展开星辰，无数微小的闪耀的灵魂。没有荆棘冠，没有更多的光。

有鲜花，被打碎的、落在山野间的、捡拾起来编织成环的鲜花。

那要么意味着胜利，要么意味着悼亡，最终都要回归到儿时平凡日夜间的温暖环抱与萤火中去。

于是诗篇便结尾了，他想。诗篇永远不会死去，但终究有提笔落下句点的那一刻。

 

END

 

本恩是个妥妥的德国人，严格来说那时候已经没有你普了，所以我那么标只是为了和本子排版一致。

虽然我写成了一坨垃圾还是丢上来混个更。

虽然我写得烂但是我不要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