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siah

“我们来到华盛顿，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必须做冬日战士。我们回到祖国，可以一言不发，可以保持沉默，可以对发生在越南的事只字不提，但我们认为，因为我们的国家正面临危险，这危险不是来自共产主义，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犯下的罪行，因此我们必须大声地说出来。”

——约翰·克里 于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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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我不写给任何人看。我被允许使用纸和笔，但信息不能向外传递。我被监控着，监控者不在乎我书写的内容，我也不消写给他们。他们始终希望我沉默缄言，我违背了一次，恐怕不会再有第二次。我保留了能够书写的工具，这是我换取的权利。

我需要尽可能地书写，因为没有人可以交谈。有些人会被孤独重新逼回疯狂的境地中去，我不愿那样。我需要梳理我的经历，以免我再次遗忘；我需要梳理很多事情，书写能帮助我完成这个。

我应当从头开始写。

我是詹姆斯·布坎南·巴恩斯，一九一七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我的父母是乔治和维妮弗蕾德·巴恩斯，我的姊妹叫做丽贝卡。我曾服役于第107步兵团，后参与由“美国队长”史蒂文·格兰特·罗杰斯组建的咆哮突击队。二战结束后，我的好友史蒂夫迎娶了来自英国的玛格丽特·卡特，随后在和平年代被迫退役。出于某些我并不知情的原因，我们过去的至交菲利普斯上校连同佩吉·卡特和霍华德·史塔克一起创办了神盾局。我的父母因病而逝，我的姊妹不知所踪。我服务于神盾局，并且远渡俄罗斯，隐姓埋名地为我的祖国效力。

这些内容当中多数可以在任何传记中找到。学究们研究我们，为我们著书立说。然而没人猜想得到我此刻身处何地，他们不会知道即便是只言片语的记载都可能是为我本人所遗忘的。

我被强迫遗忘的也只是这一段过去。其后不为大众所知的内容，不过是教会我如何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战士，或者兵器。

我经历过多次“清洗”。在苏联埋伏的时代，他们率先打开一整批身份存疑者的脑袋，用电流击穿它们。一批人死了，一批人活下来但永远失去了神智，一批人吐露了秘密，而我挺过去了，成为了硕果仅存者。我取得了足够我此后远远避开那道程序的信任，因那时我仍保有我所信仰与效忠的一切，且自认我永远不会背叛它们。或许我怀疑过，但我的信仰和忠诚尚未崩塌。

一九五八年，我第一次被派往越南。那时美国尚未直接介入战争。我可以像所有在那方土地上观察、审视、评头论足的少数人一样写信，即便会被审查。自由是存在的，它位于体系之外，有时的确软弱无力，发出声响也得不到信任。

从越南回来后，我被指派了“寒冬”计划。苏联人用这个称号来指代一次肃杀行动，美国人用它作为苏联人的标记。对于策划者而言，这计划不论以何种方式结局都会是有利的。它导致了肯尼迪总统一命呜呼。它导致了一个族群的拯救者蒙冤入狱，尽管我并不同情他。他导致我失去了我的左臂。这是第二次清洗，延续的时间并不长久，控制只为一时任务所需。那时我对我效忠的人群和自己的使命感到怀疑，他们进一步加剧了这份怀疑，一并洗去了我的自主意愿。

第三次发生在一九六七年。我还剩一件任务没能完成，我自愿接受传唤，但我对详情一无所知。他们将我栓在手术台上接受改造，又以清洗的手段将我更长久地控制下去。我被投放回越南，远离军队编制，在暗处替他们剪除威胁，让荣誉落在军队的头上。他们把这使命强加给我，自以为是赋予了多么伟大的殊荣，好像一个幽灵的名号反被认作是一代传奇。

“幽灵”，军队或者任何人都会这么看待我。这个名头跟我难分难解，过去我就被认为是美国队长的幽灵，对于一个暗杀者来说这的确是赞赏，对于一个军人来说则不好区辨。过去那场战争还是正义的，至少所有人都在为我们的胜利而庆贺。我们很容易被冲昏头脑，不愿多想任何事情。

我在越南重新充当幽灵的角色时，他们仿佛仍然把我视作“美国队长的”。因为我携着那面盾牌，因为那是我接受传唤的最后一个条件，因为指派我的人不再有任何缘由拖延这个条件的实现了。亚历山大·皮尔斯，下达后两次清洗命令的人，他在我恢复神智后来面见过我，惋惜地告诉我那面盾牌在战场上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谣言流传，那纯属意外，因为他们曾试图阻止我把它带到战地上去，可惜我在被清洗后依然坚决不放弃持有它的权利。

当然，对于皮尔斯来说，这件事的后果和那次行刺一般，不论以何种方式发展，他都能促使局面中诞生利益。

我没有袭击他。我们交谈的时候，我的胳膊被卡在铁栓里，还有一打枪口对准着我的脑袋。他安全离去，我被监控起来。我知道那些从部队里凭空蒸发的年轻人的去向，我看着他们打上“特拉斯克”的烙印；我目睹了燃烧的村庄和曝露的残尸，其中一部分属于被奸污的妇女、一部分属于孩子；我目睹了屠杀，明处的和暗处的。我知道了太多东西，他们不可能允许我再离开。比起监狱，我更像是被埋在一个坟墓里，外头的许多东西都能进来，但里头的再也出不去了。

一九六八年，我来到这坟墓里的那一刻，战争就已经被叫停了。兵器被合理封存了。我可以听到外头的音讯，包括一些“内部消息”，他们不向我保密，就像没人会向死人保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巴基·巴恩斯早已成为过去时。我被获准走出去的唯一途径就是再次为人所控，事到如今他们反倒舍不得轻易取走我的命了，看来至少我作为兵器的时候比较好使，可惜我已经不觉得这是殊荣了。

皮尔斯干的唯一值得些许感激的事，是不再用电击和冰冻强制我听话。他假模假式地告诉我“你的确获准退役了，所以你暂时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现在是一九七一年。早些时候我被押送着离开了一阵，途中我尝试逃跑了三次，三次的成果都比我被迫留在这里时要强得多，且一次走得比一次远。第三次我甚至弄到了一张出境的机票，可惜在起飞前一刻钟被逮了回来。三次结束后我们到了底特律，随后我被告知我将出席一场听证会，以我过去那个广为人知的名字。

我不喜欢听证会，很多人都不喜欢。我们参与审判，我们审判自己。我被传唤证述时遮蔽了我非人的部分，但与会者仍然能够目睹我的样貌。他们听闻我的名字时一度发生了暴乱，在肃清会场秩序前我听见无数人在质问我：“美国队长在哪儿？”

这是所有问题当中我唯一拒绝回答的。

一九七一年一月，他们给这场听证会冠以“冬日战士”的名号，以示这是在最严峻的时刻仍然坚守正义阵线的一批人。我目睹那些真正的军队中人呈堂作证，亲口讲述他们见证或亲手犯下的罪行。他们披露了屠杀，他们披露了被掩饰的战地所在，他们用言语一并剖开所有人，从上层到他们自己。他们让美国意识到自己的名义下加诸的暴行和罪恶，他们强迫所有人一同直面这些。我或许是“他们”中的一员，或许还不比他们幸运。

有那么一刻，我对声张正义仍然存着一丝侥幸。因为那些勇敢的人，他们带着伤痕和勋章前来，又把它们置之不顾，因为他们相信我们的国家真的在面临危险，而危险来源于我们不能直面的自身。我自愿加入他们，我乐意加入他们。

我从不知道我的证词是否被如实记录在案。我不知道我作证的影像是否能得以流传。我不知道此后世人是否会得知巴基·巴恩斯仍然活着，我也不知道他们允许我出席这次听证会的用意。听证会结束后我就从底特律消失了，重新回到亚历山大·皮尔斯的阴影底下，地基之下的最底层。我终究回到这里来，但我不后悔我曾那般坦言过。

我在坟墓里待着，看守没有对我隐瞒那次听证会的后续。三月时他们审判了屠杀者，或许是无数屠杀者当中最无法隐瞒的那些个。四月时一列军人集体送还了他们的勋章，像丢弃垃圾一般扔下了它们。我能看到这些消息，从报纸上、从电视上，我能接收到所有允许我接收的信息。包括经过挑选的事实，包括政界和民间的动向，包括就此爆发的舆论。

从上周开始，传递给我的消息开始改变风向。怀疑的声音出现了，那些怀疑恰恰来自出庭证供者最亲近的一批人，他们的战友和亲人，以及愈来愈多的讨论者。人们不相信悔过，愤怒地指摘那些暴行恰恰是他们自身所犯下的，忏悔不具备任何道德效应。他们指责高位者将所有士兵都划归到同一阵营中去，那阵营本身就象征着错误的暴行，不论那些士兵本身是否实际参与。他们指责那些“冬日战士”是骗子，利用虚假的忏悔来挽回自己的形象。他们将战争视为“少数人的罪恶”，把更多真相弃之一旁，转而批判任何试图揭露真相的行为。

看守我的人给我呈现了所有这一切，然后管我叫“冬兵”。

我知道他们的用意了，他们在试图使我更彻底地丧失信心。而今我的确清楚了。

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假使我们并不作为，我们会被视为懦夫和逃兵；于是我们踏上战场去，把暴行的战果当作荣誉冠上自己的名头。事后这暴行本身会被批判，而忏悔就如同自由之声，要么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换得它足够响亮，要么就任它湮没于世。

他们想把我彻底拉到他们的阵营中去，在推翻了对正义的希冀之后，在意识到秩序足以统合一切之后。他们需要的永远是更加听话的利器。然而他们不了解我，他们不能掌控的恰恰是反复被他们清洗的那一部分，他们忽视了其间的力量。

我从未变成过真正的机械或疯子。操纵人的手段不过是正义的准绳，我要么随着失去那一部分记忆而失去它，要么就在我寻回为人资格后一点一滴地将它矫正回来。他们可以从我这里剥夺一切，除去一寸；但若这一寸仍在，我就会拒绝妥协，也拒绝接受不公义的审判。

然后我要写给你，史蒂夫。

我永远不会知晓你是否会看见这些字句了。我进了坟墓，短暂地透过一次风，只为了把我埋到更深的地方去。好处是这里不再有以往容易吃的那些苦头了。如果你知情的话，也许你会嘲笑皮尔斯，因为过去我被弄走了半条命都挺着剩下半条爬了回来，现在不过是给我施加点压力，根本算不得什么。

有很多事都是你不会知晓的，但你仍然是这世上最了解我的人。对于你来说我恐怕也是一样的位置。

现在我觉得像在给你写信，只是写好的再也寄不出去，你也不可能回复。不要回复，不要把自己搅合进来。你去了越南，我不知道你目睹了什么、目睹了多少，我不知道在那些如潮的议论中你站到了哪一方——我希望你只是个旁观者。在所有走不出好结局的路径中，旁观者是受伤害最小的一类人。

这样说不太公平，但这是我私人的一点小愿望。

我私人能保有的东西不多，只得一寸。我记得你，感谢上帝。我记得你重返战场时那副模样，愚蠢地凭直觉来试探我。我感谢你，我认出你来，然后才认得了我自己。我记得你逗弄那对双胞胎，拿他们自家院子里的蔷薇花逗弄他们。我记得你的画板，你声称自己画不好的峡谷，你声称你画不好我——我最后也没看到那幅画作是否被完成了。我希望你永远别完成它，不要把它填到那挂框里，不要把任何会提醒自己失去了多少的东西摆在明处。

我记得你还穿着那制服时的傻样，虽然大多数人声称那不是愚蠢而是荣誉的象征。我记得你的纪录片和宣传挂画，我记得你把佩吉的相片随身带着。年轻时我们都随身带过一些注定会丢失的东西。

我记得那个布鲁克林小个子，挨了打也不知道跑，二十岁和十二岁看起来没什么两样。那时候至今你都一样天真得可恨，倔得拉也拉不动。只是当我们长得更大时，我们的战马就不再是玩具了。

我爱他。我爱你。

很抱歉带着你的盾牌去了战场，假使你在旁的话，或许该剥夺我持有它的权利。没人比你更适合持有它。我想把它交还给你，可惜它恐怕是要陪着我埋葬在这里了。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我也不够格留着它，至少它的所有权不是停留在别的什么人手上。过去它庇护我们，而今我只能尽力维护它最后的尊严。

很高兴我在越南认出你后不久战争就被叫停了。很抱歉我无法求得任何人的宽恕，包括我自己。

如今我已经在坟墓里了。我仍然有很多想知道的，或许我会尽力活得久一些。我想知道更久之后、也许在遥远的未来，在寒冬过去、在一切平息之后，那些冬日战士是被视作卑怯之人还是英雄。我想我永远不会得知这个了。

我仍然有很多期许的事情。我希望看着你变成我想象中的那个老头儿，拄着拐杖驱赶闹事的小崽子，再给另一些讲故事。我希望你学做馅饼的手艺会变好一些，足以让你自己满意。我希望你对自己满意，史蒂夫，因为你是我所有的最好的一切，因为我爱你，我想让你知道这个。即使到了最坏的地步，你也会是奋力走向曙光的那一个人。我是最了解你的，记得吗？

有些人觉得我该下地狱，没什么关系。但如果我在那附近看见你的话，我会踢你上天堂。

TBC

如果有字体区分的话应该是通篇仿宋……没有，所以我还是用的下划线。

我想做一次尝试，让这个得名于此的人物直面这件事本身。

亲爹Brubaker承认过这个名字的由来，在巴基·巴恩斯重返漫画世界时，他使用的这个身份被赋予了一种理想化的含义。真实的历史上，冬日战士听证会让美国人直面了那些以美国为名义犯下的战争罪，那些出面佐证的老兵谈到了无数被隐瞒、掩饰和忽略的战争面和战争细节。如文前摘录所说，这些人是一类并不在动荡中放任自流、甚至可以说接受自我审判的人。

这不同于“审判”的剧情（不论是漫画还是那篇著名的衍生文），这不是将这个人物的命运与历史上这个名词实际的含义相联系，用一方指代或暗示另一方，而是让二者直接相逢，根叶一体。他们本就从历史中来，只是巴基·巴恩斯的历史出现了那么长久的断层；那么好，我设置了一种状况，把他送还到历史中去。

所以这不可能是一个轻松的章节，虽然这本来也不是一篇轻松的文。

我不是亲爹，我的塑造能力肯定要弱上一大截，不管情节怎么走说服力都不那么强。我只是想做一次尝试，可能有诸多因为我的知识面缺失造成的错漏和偏颇，但我还是想这么做一次。

《盲塔：从二战到二十一世纪的人种歧视与战争反思》，我写同人的姿势真是谜一样的。

粗体字是X战警系列电影官方时间线，下划线是有漫画梗参照的部分，删除字是真实历史事件。没格式的是我在瞎掰。

1943年，变种人詹姆斯·豪利特随军而战加入咆哮突击队，因多次大难不死获称“幸运吉姆”。

1944年，约瑟夫·肯尼迪在炸毁纳粹德国V-1飞弹发射架时飞机于英国上空发生爆炸。

同年，马克斯·艾森哈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克劳斯·施密特发现其磁控变种能力，查尔斯·泽维尔与瑞文·达克霍姆相遇。

同年十月，马克斯·艾森哈特和罗马女孩玛格达在起义中逃离集中营。

1945年，“美国队长”史蒂夫·罗杰斯和咆哮突击队一同俘获希特勒，欧战结束。

1946年，“回形针计划”展开，大批德国科学家转而为美国服务，带回了集中营曾出现变种能力的讯息，从而引发美国政府对变种人的秘密追查。

1949年，马克斯·艾森哈特已易名为马格纳斯，曾秘密前往美国，遇见十七岁的查尔斯·泽维尔。

1951年，因在“回形针计划”上的积压分歧与对政府追查詹姆斯·豪利特的不满，“美国队长”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愤而离任。

1955年，史蒂夫·罗杰斯登月成功。

1956年，移居乌克兰文尼察的艾森哈特夫妇被九头蛇发觉，秘密支援暴徒围攻其住宅，其长女安雅身死，马格纳斯的磁控能力首次爆发，玛格达受惊逃离，离开东欧而被引渡到美国，改姓马克西莫夫。

1957年，旺达和彼得·马克西莫夫在美国出生。

……

1961年，围绕变种人总统肯尼迪展开的对变种人计划“寒冬”雏形已定。

1962年，已易名的马格纳斯以新身份埃里克·兰谢尔与查尔斯·泽维尔相遇。

同年，古巴导弹危机，变种人第一次暴露于人前。

1963年，苏联计划刺杀约翰·F·肯尼迪，美国当局预备借此机会引出“变种兄弟会”运作者。

同年，肯尼迪遇刺，前去刺杀万磁王的巴基·巴恩斯断掉一臂。

1964年，“万磁王”埃里克·兰谢尔向警方自首。

1965年，泽维尔天赋青少年学校由“X教授”查尔斯·泽维尔建立。

同年，约翰逊政府开始直接派遣美军参与越南战争。

1967年，特拉斯克工业成立，利用DNA合成技术开发制造了人工假肢，巴基·巴恩斯获取义肢。

1968年，维克多·克里德因在越战中犯事而被抓获囚禁，詹姆斯·豪利特被一同监禁。

同年，约翰逊政府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局部战争”结束。

1971年，调查美军在越南暴行的“冬日战士”听证会在底特律召开。

……

1973年，美国在结束越战的协定上签字。

同年，万磁王越狱，神盾局解散。

……

2001年，在特拉斯克工业的支持下，古巴关塔那摩监狱开始建立变种人拘留区。

2006年，变种人主战派摧毁金门大桥，其后总统与X战警合作修复变种人关系。

2008年，美国沿着墨西哥边境修筑隔离墙，切断变种人进入美国途径。

2009年，特拉斯克工业发明变种人抑制项圈。

2010年，泽维尔天赋青少年学校被特拉斯克工业占领，学校被改造成特拉斯克工业的实验室。

2011年，特拉斯克工业、矢志田公司以及其它公司进行“变种人能力解药”的军备竞赛引起变种人不安。

同年七月，变种人开始占领华尔街，从泽维尔学院到祖科蒂公园进行游行抗议活动。哨兵机器人攻击了游行人群，“天使”沃伦·沃辛顿三世被杀死。